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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可控吗,银行业风险依旧可控

发布时间:2020-01-17 06:41编辑:高端理财浏览(185)

    摘要:央行主管报纸《金融时报》就如何在防范风险的同时兼顾实体经济等问题日前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进行了专访。赵昌文指出,需要警惕居民贷款特别是个人住房贷款的快速上升。纵向来看,银行体系对房地产风险的敞口仍在增加,这是比近期...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数季度上升去杠杆,风险可控吗

      央行主管报纸《金融时报》就如何在防范风险的同时兼顾实体经济等问题日前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进行了专访。赵昌文指出,需要警惕居民贷款特别是个人住房贷款的快速上升。纵向来看,银行体系对房地产风险的敞口仍在增加,这是比近期不良贷款率上升更需要关注的潜在风险。

    作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重点任务之一,去杠杆正稳步推进。伴随这一进程,实体企业资金较紧,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债市信用违约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风险怎么看?怎么防控?如何妥善处理去杠杆和稳增长的关系?

      近期,部分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也有明显上升。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6%,较上季末提高0.12个百分点。

    企业违约所引发的信用风险,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挑战

      赵昌文指出,不良贷款率上升很大程度上是隐性风险的显性化。综合考虑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后,这并不一定代表资产质量恶化。

    “现在中小企业市场需求不足,经营环境不佳,融资难题愈加凸显,不少企业的流动资金比较紧张,但正规的金融机构不但不新增贷款,反而收回贷款,企业不得不转而求助于民间借贷,一些企业最后被高利息压垮,特别是房地产企业、钢贸企业。”西部某市民营投资协会会长说。

      他表示,本轮不良贷款率上升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严监管环境下,不良贷款确认标准明显趋严。近期,监管部门敦促银行利用当前拨备充足的有利条件,做实贷款分类,真实反映信用风险。受此影响,之前未被确认为不良贷款的逾期90天以上贷款被确认为不良贷款,导致不良贷款加速暴露,这类不良贷款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资产质量恶化。

    企业抱怨银行对一些行业“一刀切”地抽贷,而银行也有苦衷:随着企业兼并重组、破产清算,银行自身风险也有所累积。银监会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3921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177亿元;不良贷款率达1.75%,较上季末上升0.07个百分点,这已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数季度上升。

      二是企业去杠杆,不良贷款及时暴露。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存在大量的过度负债企业甚至“僵尸企业”,必须推动企业部门去杠杆。去杠杆过程中伴随着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增加。

    与此同时,债市风险有所显现。4月以来,债券一级市场有超千亿元的企业债延迟或取消发行,二级市场收益率也有不断走高的趋势。5月,债市迎来偿还潮,一些违约事件浮出水面。

      初步估算,上半年广义企业部门信贷增速已下降至7%左右。增量流动性的减少会导致部分过度负债企业难以借新还旧、以贷养息,从而出现违约,带来不良贷款的增加。这类增加也主要是存量风险的显性化和及时暴露,从算总账(即综合考虑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后)的角度看,也不一定代表资产质量恶化。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加速,部分过剩行业及其上下游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变差,企业违约所引发的信用风险,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这种信用风险不仅体现在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攀升上,信托、证券、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同样有信用风险上升的问题,此外,部分行业企业的债券违约可能性加大也是信用风险上升的体现。

      “需要警惕居民贷款特别是个人住房贷款的快速上升。纵向来看,银行体系对房地产风险的敞口仍在增加,这是比近期不良贷款率上升更需要关注的潜在风险。”赵昌文强调。

    曾刚分析,从变化趋势上看,绝大多数上市银行关注类贷款增速快于不良贷款增速,意味着银行业未来一段时间仍将面临信用风险考验。

      对于银行金融风险问题,赵昌文坦言,未来,银行业风险仍将处于可控水平。不过需要满足几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是坚决遏制房价上涨。从国际经验看,系统性金融风险通常与经济过度房地产化相关;二是宏观杠杆率得到稳定,一定程度上讲,金融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三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成效,金融风险状况就是实体经济经营状况的镜像反映。

    从行业分布看,目前信用风险主要集中于公司类贷款,其中,制造业和批发零售行业占据了相当高的比重,此外采矿业和部分地区的房地产业近年来的不良率上升也较为明显。

      附《金融时报》原文:

    “还要特别关注跨市场交叉风险。”曾刚分析,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金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不同机构间的交叉、融合不断加深,业务、产品创新不断涌现,但同时也让金融风险的交叉和传递变得日益复杂。目前,跨市场交叉风险主要集中在“大资管”领域。截至2015年末,我国各类金融机构提供的大资管类产品总量约为60万亿元,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风险隐患。

      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金融风险开始暴露,金融业在自身改革的同时,也担负着服务实体经济等更多的任务。怎样认识当下的金融风险?在防风险的同时如何兼顾实体经济?监管层与机构如何做好适应性调整?就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

    目前高杠杆风险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业,去杠杆风险依然可控

      《金融时报》记者:近期有个别中小银行出现不良率高升、资产质量下滑的问题,您认为,银行业整体风险是否显著上升?怎样看待这种上升?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突出的风险之一就是杠杆率较高。去杠杆是今年乃至‘十三五’时期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强调。

      赵昌文:近期,部分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也有明显上升。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6%,较上季末提高0.12个百分点。这表明,显性风险意义上的银行业风险的确在上升。

    未来去杠杆风险有多大?先来看看杠杆率有多高。

      不良贷款率上升很大程度上是隐性风险的显性化。综合考虑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后,这并不一定代表资产质量恶化。

    杠杆率即债务和资本的比率。从不同经济部门来看,目前高杠杆风险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业。曾刚说,2008年之前,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一直稳定在100%以内,国际金融危机后,企业部门加杠杆趋势非常明显,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从2011年的124%上升到2015年的160%以上。其中,资产负债率从2007年的54%上升到目前的60%以上。

      具体而言,本轮不良贷款率上升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严监管环境下,不良贷款确认标准明显趋严。近期,监管部门敦促银行利用当前拨备充足的有利条件,做实贷款分类,真实反映信用风险。受此影响,之前未被确认为不良贷款的逾期90天以上贷款被确认为不良贷款,导致不良贷款加速暴露,这类不良贷款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资产质量恶化。二是企业去杠杆,不良贷款及时暴露。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存在大量的过度负债企业甚至“僵尸企业”,必须推动企业部门去杠杆。去杠杆过程中伴随着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增加。初步估算,上半年广义企业部门信贷增速已下降至7%左右。增量流动性的减少会导致部分过度负债企业难以借新还旧、以贷养息,从而出现违约,带来不良贷款的增加。这类增加也主要是存量风险的显性化和及时暴露,从算总账(即综合考虑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后)的角度看,也不一定代表资产质量恶化。

    “与主要国家相比,我国企业部门的负债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在经济上行时期,高额收益或许可以维持较高的负债率,但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企业整体收益率下降,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甚至陷入持续亏损,这种情况下,企业本息偿还能力下降,信用风险也会随之逐步释放。”曾刚说。

      不过,需要警惕居民贷款特别是个人住房贷款的快速上升。纵向来看,银行体系对房地产风险的敞口仍在增加,这是比近期不良贷款率上升更需要关注的潜在风险。

    去杠杆,风险有所显现,但风险依然可控。“今年以来,宏观经济有所企稳,企业利润整体呈现恢复性增长,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速仍将保持在合理区间,随着融资结构逐步优化,企业部门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很低。”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说。

      《金融时报》记者:那么银行金融风险是否可控?可控的前提条件又是什么?

    银行业风险同样可控。“虽然当前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然而,从宏观经济周期、国际比较和行业成长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的发展现象。”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分析,金融业是典型的顺周期行业,我国银行业占金融资产比例在90%左右,在金融体系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顺周期的特征更加明显。近一段时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整体盈利能力下降,前期盲目扩张的领域和行业风险会逐步暴露。这对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而言,就会形成一定的不良资产。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关于不良贷款率的警戒线是10%,国际正常水平是在5%以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率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赵昌文:总体来看,银行业风险仍然可控。风险应对能力是决定风险是否可控的关键因素,而我国银行业风险应对能力在不断提升。一方面,金融风险防控的主动性、前瞻性明显提升。严格不良贷款确认标准、坚定推动企业部门去杠杆,是防控金融风险中主动防范、及时处置、敢于“亮剑”、敢于“揭开盖子”的体现,是“同风险赛跑”意识显著增强的体现。同时,风险的及时暴露,有利于避免债务进一步积压和风险的进一步累积,以时间换空间,给风险防控更大的腾挪空间。另一方面,从盈利情况、贷款损失准备等指标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抵补能力仍然较强。

    债券市场风险也在慢慢释放。“近期,受美联储加息预期提高、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的影响,债市收益率有所上升,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一度上升到3%以上。近期美国非农数据大幅不及预期,创下6年来最低水平,劳动参与率亦有所下滑,导致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下降,人民币贬值压力有所减轻,从流动性和风险偏好角度来看,均对债市形成利好。”恒丰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蔡浩说。

      未来,银行业风险仍将处于可控水平。不过需要满足几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是坚决遏制房价上涨。从国际经验看,系统性金融风险通常与经济过度房地产化相关;二是宏观杠杆率得到稳定,一定程度上讲,金融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三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成效,金融风险状况就是实体经济经营状况的镜像反映。

    循序渐进、结构性去杠杆,在降低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提高杠杆质量

      《金融时报》记者:部分民营实体企业破产与违约事件频发,是否对金融监管带来一定的提示?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央行下半年电视工作会议都强调了防风险兼顾服务实体经济,是否也考虑到这些因素?

    一方面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另一方面去杠杆势在必行,去杠杆需要权衡取舍,稳健前行。

      赵昌文:实体企业特别是大型实体企业违约和破产事件增多,可能给金融监管带来四方面的提示。一是要坚持强监管、去杠杆的方向不动摇。分析典型违约事件可以发现,破产或违约的实体企业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即过度负债、多头举债和多元化过度投资。基于对症下药的视角,就需要坚持强监管、去杠杆,避免提供过度负债、多头举债和过度投资的货币金融环境。二是要建立健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识别、早处置。违约事件的爆发,动辄带来上百亿元的债务风险。如此巨大的债务风险,在其累积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测、预警和及时干预机制。这对监管部门提出了补齐监管短板、推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完善、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等要求。三是债务风险处置能力亟待增强。从全社会角度看,债务风险处置绝不止步于不良贷款的转让、清收与核销,而是要实现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和动能转换。目前,债务风险处置还面临不少障碍,这要求金融管理部门统筹协调,为债务处置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四是要对防风险导向下金融机构过度风险规避行为,特别是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的“不敢为”“不能为”“不愿为”行为作出针对性的应对。

    “降低杠杆率要准备打持久战,出路是控制债务增长速度的同时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设定去杠杆的任务,核心的意义在于提醒全社会不能迷失方向,不能过度依赖需求侧调控,需要供给侧合理安排去杠杆的路线图。因此我国需要扎扎实实地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李扬说。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上述因素。一方面,避免将服务实体经济单纯理解为增加融资。离开了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在过度负债、金融风险防控压力大背景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就是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只有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在提高实体经济质效中更好地防范风险。要针对防风险、严监管背景下金融机构的个体理性但集体非理性的过度风险规避行为,通过推动金融业智能化转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特别是健全尽职免责机制,破除“不敢为”“不能为”“不愿为”的制度性、结构性和技术性障碍,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杠杆是逐渐累加的,去杠杆也要循序渐进。要在保持金融体系风险底线的基础上,有序地去杠杆。”曾刚说,目前去杠杆仍然是结构性的,不同行业、不同主体杠杆承受能力和合理杠杆区间也是有差异的,不能笼统地讲杠杆高低;其次去杠杆要结合去产能、去库存来进行,未来产能过剩行业去杠杆更为迫切。

      《金融时报》记者:未来监管政策将如何进一步优化?

    杠杆具体怎么去?曾刚分析,一种方式是消减既有的不良债务存量,特别是产能过剩行业,不妨通过不良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在维持企业平稳经营的同时降低银行的长期风险;另一种方式是优化资金来源结构,降低债务融资占比,增加股权类融资占比,主要通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恢复股市融资功能;通过银行、信托、保险等通道,创新资产管理类产品,实现资产方的直接股权对接;银行进行制度创新,如投贷联动,在传统信贷融资方式之外,对创业创新型企业进行股权融资。

      赵昌文:未来一段时间,严监管政策不会有大的调整,优化监管政策的着力点在于进一步完善风险处置及激励金融机构可持续地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体系。

    “尽可能地控制、减少坏的杠杆,增加好的杠杆。既然我国高杠杆率问题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业,去杠杆就应该努力把他们的债务降下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说,应当在尽量降低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提高杠杆的质量,通过加杠杆来投资技术创新,突破基础设施瓶颈。

      《金融时报》记者:当下金融业发展是否处在一个调整期,即新的制度安排、金融工具亟待建立,旧的没办法“一刀切”马上退出?监管和金融机构如何协调、平衡,更好地度过这一阶段?

      赵昌文:当下金融发展的确处于一个调整期。其基本背景是金融主要矛盾的变化,即由总量意义上的发展不足转变为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高质量金融服务需要之间的矛盾。调整期的方向是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可以看到,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扩张速度已经大幅下降。6月末,其他存款性公司(银行)资产增速已下滑至6.9%。

      在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监管和金融机构都需要做出适应性调整。其中,监管部门要树立“监管姓监”的理念,回归监管本源,推动金融改革深化和政策完善,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金融机构要总结经验教训,从制度完善、金融科技应用、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着力,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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